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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雄踞长三角的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发达，开放包容。
曲靖，云南大山中的西部小城，地处偏远，资源匮乏。
两座城市相距多公里，路远迢迢，鲜有交集。但是，一批批进城务工者，依靠坚定的信念和实干的劲头，往来于两城之间，满怀希望，奔向未来。
出城，进山，寻找山里人的故事
由央视网策划出品，央视网视频中心、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人生第一次》力求以“第一次”为切入点，刻画出普通中国人一生中重要节点的“人生图鉴”，选题大多具有共性，比如出生、上学、上班、养老等。相对而言，第七集《进城》显得较为特殊。在项目策划之初，是否选择这个主题引起了主创团队的争论，最终是一组数字说服了所有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贫困人口从年底的万人减到年底的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万脱贫人口，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群体，而他们的背后则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脱贫故事。
年夏，在“向导”刘增雄的带领下，摄制组全员一头扎进云南大山里，开始了前采及拍摄工作。刘增雄是云南省曲靖市驻上海劳务工作站站长，常年往返于上海和曲靖两地，将搜集到的上海就业信息带回曲靖，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告诉乡亲们。曲靖各乡村人口就业情况、乡亲们外出务工的顾虑，刘增雄都了如指掌。在他的推荐下，摄制组选定曲靖市会泽县作为拍摄地：这里乡村多，地势陡，交通不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同时存在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县外转移等情况，是拍摄本集纪录片最合适的地点。
拍摄第一站选择在会泽县巴图村。这是一个典型的云南山村：四面环山，不通公路，山路陡峭难行。一路上，摄制组的汽车抛锚了好几次，行驶到一个山崖转弯处，被当地人告知汽车不能再前行，必须步行才能到达。于是，4个人背着大包小包的设备继续往前走，走了约1个小时才进村。
为了寻找到最合适的拍摄对象，摄制组跟随刘增雄实地还原了一名基层扶贫干部的工作过程。刘增雄和村支书一起走街串户，通知乡亲们即将召开滇沪劳务招聘会的消息。一开始，不少村民对外出打工心存疑虑，他们说，最怕的就是劳务中介，担心被骗离乡打工，干了活儿却拿不回工资，人生地不熟，无处申诉，到最后落得两手空空、返乡无路。刘增雄和村支书一遍遍耐心地表明来意，并解释可以远程面试，解除了村民们奔波面试的后顾之忧。最终，这次滇沪劳务招聘会上有5人表示愿意去上海找工作。
徐正岗，一个快乐的大男孩，好奇心特别强，总是围着摄像机问东问西。他曾是一个留守儿童，从小跟着外婆长大。在他15岁时，母亲患上严重的心脏病，丧失了劳动能力，而父亲在几年后重组家庭，断了来往。现在他主要照顾母亲衣食起居，空暇时间去村口做力气活儿，一个月只有元收入，勉强维持生活。由于母亲心脏病严重，一台心脏搭桥手术需要花费2万元，徐正岗向亲戚借钱凑齐了手术费，以后再靠打工还债。
借钱给徐正岗的同村亲戚徐永耀家里也不富裕。徐永耀在昆明打工的女儿怀孕了，小夫妻没钱买房，徐永耀本来打算把仅有的2万元存款资助女儿买房，但是借给徐正岗后存款就清零了，所以他也准备去上海打工挣钱。在村口做工的徐永耀告诉导演张涛，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存够钱去昆明和女儿一起生活，这样还能看着外孙出生。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在巴图村拍摄4天后，摄制组跟着刘增雄朝大山更深处的火红村进发。这是一个夹在两座山峦中的小村庄，总共10多户人家，如果要开车进村，必须从山后绕道而行，需要一天半时间，而徒步爬山进村需要3个小时，刘增雄决定爬山进村。在路上，他跟我们解释急于进村的原因：火红村这样的村庄自然条件恶劣，又没达到易地扶贫搬迁的标准，最好的脱贫方法就是转移劳动力，让村民们外出打工。当地人信息特别滞后，获取外界信息基本是靠村里的大喇叭。滇沪劳务招聘会一年只有两次，如果没有扶贫干部进山挨家挨户告知，他们很可能就会失去这次机会。
9月的云南，天气依然炎热，山里蚊虫特别多，一行5人扛着沉重的拍摄设备在山野中前行，走走停停，用了4个小时才抵达火红村。一户农家木结构的房子摇摇欲坠，家中玉米发霉，散发出一股腐烂的味道。坐在房前的老汉，一手摸着脚，一手拿着烟竿子，告诉我们他从小出生在这里，房子是小时候爷爷在的时候建的，现在已经70多年了，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但是现在自己年纪大了，也走不动了，一直这样勉强住着。刘增雄说可以帮助老汉去县里找工作，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老汉却婉言拒绝了。出了老汉的家门，刘增雄哭了。这时候，导演张涛似乎第一次理解了刘增雄为什么总是向企业请求，接受高龄劳动力就业。
离家，进城，推开通往新世界的门
曲靖市鼓励外出打工的对象不单包括在贫困山区里的男性劳动力，还有县城里的女性劳动力。在曲靖市马龙区妇联，有一个专为女性设立的技能培训班，摄制组在这里遇到了王银花。她原本生活在昆明寻甸塘子钟灵山，23岁经人介绍远嫁给了在曲靖的桂保春，靠种植烟草的收入勉强维持一家四口开销，她一直希望外出打工，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
贫困地区女性的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