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对中国区域“亚健康”状况的结构性治理
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看，治理中国区域发展不协调的这种“亚健康”问题，既不能仅靠某个方面的单一治理，也不能仅靠各个区域的就地治理，而要从跨行政区的更大范围乃至全国范围，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进行结构性治理。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支撑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开启了中国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可从全国范围对区域发展不协调的“亚健康”问题进行结构性治理。雄安新区就是全国这种“大棋局”下应运而生的一个战略“落子”，对全国各地结构性治理区域“亚健康”问题、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会起到引导、带动、示范作用。
首先，雄安新区的设立，可以引导各类区域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治理区域不协调发展的“亚健康”问题。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后的又一次重大战略突破，但战略着眼点有所不同。深圳特区设立于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中国经济落后、体制机制的僵化问题，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切入点，率先开放沿海地区，以开放带动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进而辐射全国。显然，深圳特区设立的战略着眼点是开放，所以选择在与香港紧邻的深圳，这个战略意图很快得到了实现。浦东新区设立于年，针对中国对外开放在面上虽呈扩大之势，但深度还很不够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新的平台上扩大开放，带动全国的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显然，浦东新区设立的战略着眼点仍是开放，但已是更高平台上的开放，所以选择在经济最发达、辐射力最强的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这个战略意图也很快得到了实现。年中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从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看，中国已走在世界前列，为在更高水平上融入世界市场体系，今后虽然仍要继续深化改革，但主要是争取在世界市场体系中制定规则的话语权。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设立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使得中国很快成为对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有重大影响力的经济大国，但国内各类区域经济综合体在总体上却处于“亚健康”状况，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愈加严重，迫切需要从战略上治理。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借鉴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设立经验，在适当之处设立另外一种类型的新区，以“先富带后富、全国各地区人民共同富裕”为切入点，在新的形势下改革探索，为治理各类区域综合体的“亚健康”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经验。显然，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设立不同，设立雄安新区的战略着眼点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样，新区就不是建在沿海沿边沿江地区，而是选择在区域发展不协调最严重的京津冀腹地——河北省雄县、容城、安县，这里虽是京津冀地区地理上的腹地，又是经济上的“洼地”，会促进京津冀腹地的崛起，加快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所以，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看，雄安新区的设立对治理区域不协调发展的“亚健康”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全国性的引导作用。
其次，雄安新区的建设，会加快治理京津冀地区的“亚健康”问题，带动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即协调发展。从京津冀地区的情况看，首都北京是“二市一省”实现协同发展的“首要”或关键，正因如此，设立雄安新区的直接意图是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位于京津冀腹地的雄安北距北京仅公里，东北距天津也是多公里，又拥有白洋淀，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畅达，生态环境优良，发展空间充裕，现有开发程度低，资源承载力强，确定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落点”最为适合，也成为京津冀地区跨省﹙市﹚、跨地﹙市﹚、跨县域三级行政区空间结构调整的抓手。雄安新区的建设进展必然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程度相呼应，加上在通州建设北京副行政中心，这样对北京而言能较快而又彻底地解决“城市病”，对京津冀腹地而言会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而带动当地新农村建设，逐渐治理这里的“乡村病”，这就从治理“城市病”与“乡村病”问题入手，加快解决京津冀腹地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进而会逐渐化解其他方面不协调的“亚健康”问题。因为“城市病”“乡村病”及城乡发展的不协调，是造成京津冀地区“亚健康”问题的根本原因和主要矛盾，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其他不协调的“亚健康”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比如，因为雄安新区是打破雄县、容城、安县三县的行政区板块而建设的新城，这个新城会成长为京津冀腹地新兴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会逐渐提高，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这就会较快解决区域发展协调程度低的“亚健康”问题。又比如，因为雄县、容城、安县三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是京津冀地区的经济“洼地”，雄安新区的建设会彻底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今日的经济“洼地”将会成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一个新的支撑点，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会超常规提升，这能较快缩小与京津两市的差距，解决区域发展差距难以抑制的“亚健康”问题。再比如，因为雄安新区要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新城区，会加快社会事业发展，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这样在社会事业、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的“亚健康”问题也都能逐渐得到化解。由此可见，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党中央为调整京津冀地区的空间结构而高瞻远瞩地下的一盘具有战略意义的“先手棋”，可在广度和深度上治理京津冀地区发展不协调的“亚健康”问题，带动京津冀地区的协调发展。
最后，雄安新区的建设，对促进中国新城新区建设可起到全新的示范作用。中国区域发展已进入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新阶段，在高速化的交通网和泛在性的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城市群正在打破“单极化”的空间结构，逐渐向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转型。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这种空间结构会保障城市群长期处于健康发展状态。为达到这种健康状态，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功能会逐渐疏解，其他城市的能级会逐渐提升，一些区位优、基础好、实力强的城市，会上升为城市群的次级中心城市，与核心城市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为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提供空间支撑。近几年，中国各类城市能级提升的重要途径是建设新城新区，有国家级的新城新区，也有省市级的新城新区，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全国共有国家级新区19个，很多地级市乃至县城都在建设新城，此外，全国还有各类产业园区个，其中国家级个，省级个，这些产业园区大都成为产城融合的新城新区。这些新城新区推进了亚区域空间结构的调整，在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完善新城新区的建设路子。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对雄安新区明确定位为全国一流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根据这四大定位，雄安新区是一种全新的新城新区建设模式，会培育出强大的内生创新发展新机制，为全国其他新城新区建设提供示范。按照这种示范建设新城新区，不仅可以塑造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有效治理中国区域发展不协调的“亚健康”问题，还可以加快亚区域空间结构的调整，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中国区域的协调发展。（本文节选自：开发区工信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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